有一种说法，最早的《红旗》是于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的，初为周刊，后来在次年的六月份更改为“三日刊”。

　　这就给人带来了一些误会，有的人在文章里就把1928年创刊的《红旗》和1958年创刊的《红旗》混为一谈了。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1928年创刊的《红旗》是报纸，1958年创刊的《红旗》是杂志，两者只是名字一样，类别和性质则完全不同。

　　1958年的3月，在成都会议上，伟人抛出来了25个问题，作为会议的讨论内容。

　　我们可以把这次会议看作是孵化《红旗》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结束后，在当月的22号这一天，伟人在一次谈话中，又再次强调了创办理论刊物这个问题。

　　这次取名采取的是海选的形式，让群众和领导干部取名，再经过收集整理后上报。

　　1958年的5月，伟人正式下达创办理论刊物的决定，并且名字就叫《红旗》。

　　从海选名字这个事，我们就能分别出1928年在上海创刊的《红旗》报纸，和《红旗》杂志完全是两码事了。

　　在杂志创刊的过程中，陈伯达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杂志创刊之前，他就被钦定为该杂志的总编辑了。

　　1952年5月24日，伟人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谈到了为第一期《红旗》题刊头的事情。

　　伟人在信中拢共写了20多个刊头，当时的陈伯达领衔着创刊编辑部，因此，陈伯达拿到领导的信后，就和编辑部进行了沟通讨论。

　　编辑部最后从里面选了两个字，作为正式的刊头，这就是咱们所熟知的，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红旗。

　　在创刊之前，也确定了杂志的编委会，第一批编委总共有36个，这第一批编委名单，都是由伟人一个个亲自确定的，其实力和阵容都是很强悍的。

　　在36个编委里面，其中常任编辑有五人：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

　　不过，因为这个编委会的成员大多都是分散在各地，每个人的工作也很繁忙，很难聚集在一起召开编委会议。

　　因此，只是在1958年的5月24日召集过36个编委，召开了第一次编委会议，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召开过类似的大编委会议了。

　　所以，在1959年的时候，在杂志社内部又单独成立了一个小编委会，这个小编委会总共由总编辑、副总编辑和四个编委构成。

　　后来关锋和戚本禹进入杂志社后，由于身为总编辑的陈伯达身兼数职，工作繁忙；由此，杂志社的具体工作，实际上是由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在主持。

　　再说得具体一点，王力虽然是第一批编委，但他的工作地点并不是在杂志社内，而是在钓鱼台的秀才班子。

　　再加上六十年代的时候，王力常在外到处讲话，由此，杂志社的具体工作其实是关锋和戚本禹在负责。

　　而关锋为人内敛沉稳，不喜抛头露面，往外争功；由此，杂志社的运转工作，主要就是戚本禹在负责了。

　　1958年的6月1日，《红旗》杂志正式出版，第一期的发刊词，由胡绳操刀执笔。

　　《红旗》杂志自创刊以来，到1988年7月1日正式停刊，历经三十年的风雨岁月，发行量多达240万份，着实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一个时代深刻的烙印。

　　1987年的12月6号，组织上下发了一个文件，该文件中有一项就是要停刊《红旗》杂志，并撤销该杂志社。

　　但是，看到忽然要求被停刊的消息，让很多人都是比较突然，甚至有些难以接受的；毕竟陪伴了人们30年，突然没了，心情多少有些怅然若失。

　　因为是年底发下来的文件，那么，就带来了一个很迫切的问题。那就是1988年的新年第一期杂志，还要不要出版发行？

　　杂志的编委会，把这个难题呈报了上去，这时候，杂志社的人，其实大多数还是抱有希望的。

　　1988年的3月2号，这个三人小组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呈报了上去，提出不宜更改刊名的诉求。

　　因为经过三十年，《红旗》这个名字已经在海内外有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三人小组才提出了“不宜更改刊名”的诉求。

　　不过，批复下来，最后还是确定了要更改刊名，并落实了杂志最终的停刊时间，即1988年6月15日。

　　1988年6月16号这一天，《红旗》杂志出版了最后一期内容，在这一期的封底，提到了“《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实》杂志7月1日创刊”的消息。

　　由此，总计出版了544期的《红旗》杂志，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球速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