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使人区别于禽兽，衣冠的丰富多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从毛皮树叶，到麻布，到丝绸，再到棉花制品，伴随衣冠的升级，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现代化，文明被不断被推向了更高的阶段。

　　无论中西，工业文明的启动都和纺织业有关，工业革命即始于蒸汽驱动的纺纱机。同样，中国的纺织产业自诞生之日起，就见证着国家的荣辱兴衰。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具体到工业小类，达到了666个。在国际贸易博弈的特殊时点，每一个门类都可以说对群众就业、经济安全等关键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它们，一个也不能少。

　　战争时，曾有英国资本家预言：“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买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供不应求。”

　　屈辱近代史上中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迫使长三角地区向列强帝国主义打开了上海和宁波的门户。西方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导致长三角初具资本主义雏形的手工纺织业解体。

　　1840年，英国输华棉纱、布货值327137英镑。到1856年，这一数值已上升到1544235英镑。前后比较，增长达4倍以上。

　　英国货物中棉纺织品占50-82%，机织洋纱、洋布的价格只有中国梭布的三分之一，低价倾销致使棉花折本、苏南布市消解大半。手工纺织业发达的松江、太仓两地沦落至无纱可纺的境地。时有记载，苏南“小民生计维艰，无瓦全之理”。

　　为阻击“外货堆积”，1890年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建了机器织布厂（俗称洋布局），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的棉纺织企业是清王朝洋务派面对西方列强企图“自强求存”的产物。

　　在巨额战争赔款和巨大军费开支之下无力官营的清王朝还开始借民间力量办厂，间接推动了长三角棉纺织业的兴起。此时，上海有振华、同昌、德大，无锡有振兴，常熟有裕泰，江阴有利用。“民营官股”的形式也开始出现。张謇在南通开办的大生纱厂就有两江总督张之洞以官方纺织设备入股。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不仅在长三角增开苏州、杭州为商埠，还允许外国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由产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日本开始染指中国市场，在上海等地大量开设纱厂，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受抑。

　　而后八国联军侵华引发的动荡和庚子赔款的经济打击，更使之后六年时间内全国再无一家新厂落地。

　　1912年以前，民族棉纺织业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区域艰难成长，70余年共计建成纱厂23家。其后一战爆发，入侵列强自顾不暇，民族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迎来黄金发展时期。

　　由于欧洲战事对棉纱消耗剧增，导致输入进口棉纱布数量锐减、出口棉纱布销路大开，民族棉纺织业得以迅猛扩张。1920年到1922年3年时间内建成的民族资本棉纺织厂超过战前20年里全国纺织厂的总和。

　　这段黄金期内，长三角地区新建的纺织厂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继续领跑民族棉纺业发展。上海成为近代棉纺产业发展最集中的地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建的申新纺织公司注册“人钟”商标棉纱品牌成为中国品牌史上第一件由民族企业生产的纺织产品。长三角其他地区的棉纺织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首创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南通大生纱厂还获得了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工艺馆金奖。

　　1915年，日本提出妄图的“二十一条”，遭到全国人民团结，日货销售被抑。在此基础上，五四爱国运动又进一步助推了民族企业的发展。近代企业家陈万运等人在1912年于上海创办的三友实业社就在此期间迅速崛起，生产的“三角”牌毛巾完全打破日本“铁锚”牌毛巾在我国市场的垄断地位，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将这一横霸我国毛巾市场50年之久的日本品牌一举赶出中国市场。

　　一战结束后，以日资和英资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重新侵入中国市场。大量进口纱布涌入，原材料棉花供不应求，民族纺织业在“纱贱花贵”的攻击下陷入困境。仅上海一地，停夜班、减运转的纱厂就有9家，转租、改组或出卖的达30余家。

　　小说《子夜》中，号称“三先生”的上海实业家吴荪辅开办了洋丝织厂和洋火厂。讽刺的是，他本人抽烟用瑞士造的火柴，其家中女眷只穿从巴黎远道买来的洋装。书中如此描述当时以三先生为代表的民族织造产业的矛盾境地：“中国丝到了外洋制成了绸缎，依然往中国销售。杭州十个绸机上有九个用的日本人造丝。一面国丝无销路，一面本国织绸反用外国人造丝。本年上海输入的日本人造丝就有一万八千多宝，价值九百八十余万大洋。球速体育”

　　产业的生命势必跟随着国运的走势。在日货挤兑之下，民族企业已奄奄一息，如强弩之末。卢沟桥一声枪响，近代民族纺织业在国家危亡中也进入了黑夜。

　　直到新中国成立，国家专设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将纺织业当做开国初期“一五”建设最重要的一个工业部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建“纺织城”，这个在民族屈辱中诞生的行业才终于迎来了兴旺。

　　百年之后，进出口易形。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纺织业出口产值约为1100亿美元，是世界第一纺织品出口大国。

　　不过，那些曾经制定全球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们的有色眼镜和傲慢姿态不曾随时而变。日新月异的是中国，他们花样翻新的却只有打压的手段。

　　早在1982年，美国就对我国涤棉印花布和棉毛巾采取反倾销保护措施。2007年，美国又针对长三角熟丝发起反倾销。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宣布对几乎涵盖我国向美出口的所有纺织产品类目加征25%的关税，涉及金额约450亿美金，纺织业成了贸易战中的重灾区。受此影响，2018年长三角地区纺织品出口总额仅为395.5亿美元，同比增幅下降6%。

　　百年变局，多事之秋。前脚中美贸易争端还没消停，还热乎着的新疆棉花事件又一次将棉纺织业推到了博弈的前台。

　　H&M等若干外企在台前，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为幕后推手，对中国的棉纺织业发动了恶意攻击，来者不善。

　　2019年以来，美国媒体开始拿“强迫劳动”反复敲打BCI，质疑其在棉纺职业标准上的公信力。2020年，美国农业部成立“美国棉花信任协议”，要求所有美资企业使用美版“认证系统”和“供应链追溯系统”。

　　BCI总部此次宁可损失会费收入“自断手脚”“自砸招牌”，显然是为了迎合美国的诉求。然而BCI放弃公正原则的下场是被“过河拆桥”。美国对其显然存了取而代之以主导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之心。

　　新疆棉花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5%，其中良好棉花占比15-18%。BCI此番暂停认证，意味着每年中国棉纺织业须从国外进口40-50万吨良好棉花，以保证留存那些要求良好棉花认证的客户。而美国是我国最大的棉花进口来源国，占全部进口量的45%。

　　昔年石油进口价格攀升至100多美元一桶的高昂代价和如今芯片进口被卡脖子的惨痛经历都证明，不能自给自足、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制造产业必定步履维艰。如果新疆棉花信誉受损，导致能产却不能用，势必影响中国对棉花的议价权，下游纺织业出口将因成本增高而再次竞争力受损。美国作为棉花出口国，却可以坐享价格抬升和销量大涨的双重红利。

　　之所以说是政治污名，是因为此次的中西方不单纯是在经济利益上展开争夺，同时还裹挟着地缘政治上的攻击。

　　新疆50%以上的农民种植棉花，其中少数民族占70%。棉花是新疆农民，尤其是南疆和田、阿克苏、喀什、克州等尔族聚居区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植棉收入占农业总收入80%以上。棉纺产业则带动当地近60万人就业。

　　可以想见，新疆棉花遭受莫须有的罪名对当地经济造成的伤害，会进一步对地区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用虚假言论与政治性议题干扰破坏国际贸易，成全美国的一石三鸟，BCI开了非盈利组织充当国际政治博弈打手的坏头。

　　长三角南部是中国纺织业重要集聚区，拥有中国2/3的纺织产业基地和特色镇，产值占全国纺织行业规模的1/3以上，出口则占全国总量的1/2。此外，该地纺织装备先进，拥有强大的纺织机械制造能力，人才资源雄厚，产业链完整。

　　在浙江，绍兴市区和绍兴县以化纤及面料生产为主、上虞以棉纺织为主、嵊州以领带为主、诸暨以袜子为主、新昌以毛纺和纺机为主。

　　江苏则已拥有近30个纺织服装集群，产业链体系完整，中小企业集聚效应显著，如常熟的服装板块、江阴的毛纺板块、吴江的丝绸板块、张家港的毛纺毛衫板块、海门的家纺板块、常州武进的织造板块。此外，江苏还有一大批“一乡一品”的特色乡镇，如休闲服装名镇海虞镇和沙家浜镇、毛衫名镇横扇镇和新港镇、织造名镇湖塘镇、家纺名镇三星镇和川港镇、织造布名镇支塘镇、丝绸名镇盛泽镇等等。苏州、无锡、昆山等地还相继兴建了规模巨大的服装城，形成了较强的纺织服装产业集聚效应。

　　但随着上海、苏南和浙江地区的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土地、水电费用高企，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产业升级需求迫切。生态环境保护的诉求也日益凸显。为了打响“蓝天保卫战”，2018年底前杭州关停包括印染在内的144家重污染企业；常州大量纺织企业停产限产；柯桥纺企受到地毯式排查，47家被责令停产；嘉兴则有7家纺企登上环保黑名单。可见，传统纺织产业向后发“经济洼地”地区转移已成必然。

　　苏北位于东部沿海，交通相对便利，人力成本较苏南低廉，还拥有一定的纺织业基础。此外，苏北是江苏乃至全国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之一，2007年苏北棉花产量为13.35万吨，是苏南的3.3倍。

　　但是，苏北也面临着环境污染之殇。作为纺织业重头环节的印染产业存在严重的水污染威胁。随着苏北各市也大幅关停和转移污染企业，纺织产业在苏北更多采取了企业进专业园区和通过南北挂钩共建园区进行产业转移的模式。

　　新疆是中国最大产棉区，就近生产可省运输之费。国家也从地区维稳和发展、改善民生的角度积极推动纺织援疆促就业。2015年时，甚至有了“新疆每开出一锭，内地就要关停五锭”的说法。但新疆有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天然硬伤。平均降水量只有全国平均水平23%的地区，难以发展纺织产业链延伸中最关键的印染环节，水从哪儿来、往哪儿排都是棘手问题。

　　中部安徽、湖南、湖北和河南都是产棉较多的地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武汉和郑州交通转运便利。“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安徽和河南都提出积极承接长三角纺织业转移。当下，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市场流通着我国1/3的棉花产量。“郑商所价格”是全球棉花价格的重要指标和参考依据，为我国保护棉花产业链、拿下棉花定价权立有汗马功劳。这也是此次新疆棉花事件中美国刀锋所指的深层要害所在。

　　近年来，东南亚承接中国纺织业转移的声音不少，理由主要在人力、水电、税收优势。越南的用工成本只有中国的2/3，柬埔寨工资只有国内的1/3，东盟的棉花进口成本则比国内低了3000元/吨。

　　印度则一直虎视眈眈。在美国对我纺织品提高关税之时，印度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绢丝，以减少对华纺织原料依赖。其时，很多印度行业人士认为可即将从中国手中夺到低端纺织业这块“肥肉”，春天转眼就要到来。

　　然而美梦没做长，大量因为疫情而无法在印度正常生产的订单就悉数流到中国，甚至有部分企业直接赴中国采购。连“见多识广”的中国纺织业都为订单数额之大沸腾。

　　2020年一场全球疫情，使企图“补刀”的印度丢了大脸，也让很多中国人清醒过来。

　　当口罩成为“硬通货”，为什么只有中国可以马力全开，一个月内产能扩大4倍、日产突破1亿只？

　　拥有世界最完备的产业结构和链条成为了中国人的自豪。不同产业间业务共通又有分工，共同促成了迅速调整生产、重组产业链条的跨界奇观。

　　以为纺织业不够高大上，赶紧打包转出国？童装生产企业复工3天可以制作600套防护服。

　　当美国因为产业空心化导致大量失业、贸易逆差逐年攀高的时候，当意大利兰博基尼只能手工缝制“奢侈口罩”的时候，那些曾经“信了邪”的人就可以看见欧美如何用“产业转移出国来倒逼升级”忽悠瘸了自己，也可以看见这些国家想要制造业回流而不能的窘迫。

　　从棉花到纺织，从原材料、低端到中高端，中国41个工业大类中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都要整整齐齐地留在本国的土地上，一个也不能少，谁想夺想毁也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