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的使命任务。

　　继全国“两会”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关键词、“百年人精神谱系”关键词、“小常识与大道理”关键词等专栏后，2023年10月起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政治学会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关键词。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对其理论体系、战略安排、实践部署等进行知识总结和理论解读。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是一对十分重要且关系密切的范畴。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表明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具有相对同质性和确定性的时代，而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则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

　　工业化最先始发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随后在西欧各国中逐步成为发展潮流。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发展趋势。不同国家相继地进入工业社会阶段。何谓工业化？狭义概念上，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以至于一国经济中的工业比重取代农业比重成为经济主体的过程。广义概念上，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集中表现为以工业化的社会大生产变革作为基础，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管理、社会治理以及价值领域等方面的重大变革。从时间上看，按照工业化发展进程看，整个工业化可以划分为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世界工业化历史已有300多年，目前真正成为工业化的国家只是少数。按照联合国的分组标准，所谓工业国家，世界上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成员国（原15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20多个发达国家，工业国家一般是高收入国家；非工业国家则指这些国家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他非工业国家包括上中等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

　　后工业化是1973年由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概念。在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他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分为“前工业社会”（或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其中，前两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工业社会中，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主要任务。当时西方世界正值石油危机之际，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盛行的管理资本主义盛极而衰，一种与工业社会不尽相同的社会形态正在出现，球速体育该书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并称“未来学三大经典”。所谓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ization），狭义概念是指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超过工业和农业的一种发展趋势。广义概念指的是一个工业经济体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工业化阶段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形态。

　　丹尼尔·贝尔认为，人类社会不同阶段都存在相应的“中轴原理”，中轴原理强调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社会观察与解释的多元性，同时又突出重点原则，人们根据主观需求，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选择一种最重要的关系或最重要的因素作为轴心开展社会研究。他根据“轴心原则”及其“工艺与知识轴心”的概念，从社会学视野，概括了二战后新技术革命引起西方工业社会发生的本质变化，并总结出后工业社会的五大特征：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职业分布结构中专业与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未来的方向是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制定政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他分析的后工业社会的五大特征，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检验。他还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一系列矛盾是各个领域分化的结果，摆脱工业化主义危机的出路在于发展“后工业趋势”。总体上，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以科学技术和信息为基础、由知识架构起来的社会，后工业社会理论是一种以科学技术革命成就论述社会变化的理论。

　　工业社会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相应的运行机理。在工业社会中，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工业革命提高了人类社会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也引发了新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组织形态与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变化，集中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专业化和标准化、社会领域的个体化和科层化、文化领域的普遍化和大众化。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同质性社会，将一切社会非具体对象进行抽象并寻求本质上的同一性。制度层面上，通过塑造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建构起了一种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确定性；组织层面上，与工业化大生产相匹配的官僚制的形成，确保了社会管理领域的确定性。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学者对官僚制形态本质及其机理的探讨，就是工业社会在组织层面的集中表现。组织的本质可以简化以为一切形式的规章制度，由这些规章制度所塑造的官僚体系又塑造了社会个体。在官僚制体系中，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是一种决策和执行分离的模式，个体的私人角色和公共角色是分离的。可以说，官僚制组织形式是人类在工业社会中用于应对复杂任务的有效“机器”，并最终形成了“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现实形态。

　　如果说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创造性科技方面所取得的快速发展和成就，预示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创造性的科学技术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等方面影响和支配人类社会。后工业社会意味着新的中轴结构和中轴原理的兴起：从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信息（知识）社会；就知识形式而言，它表现为中轴由实验主义或验伪式的修补转向指导发明和政策制定的理论及理论知识汇编。研究与开发日益成为创新源泉，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科学与技术之间出现了新的关系；社会的中心从以经济发展为衡量导向日益转向强调知识力量的经济功效，相应地，工业社会中，所有权顺应城市居民的需要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而当城市发展到后工业社会阶段的时候，它的分层标准也相应地改变了。后工业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社会。

　　从结果看，后工业化进程，造就的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世界，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不仅解构了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官僚体系的线性结构，而且塑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网络。该社会网络呈现出去中心化、符号化、虚拟化、个体性和多元化等特点，而以官僚组织为代表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人类社会由此陷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描述的未知的、意料之外的风险社会。

　　现实中由于各个国家步入工业社会的时机、速度和进程之间存在差异，这导致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在工业社会的阶段中就表现出发展上的不平衡。通常，欧美发达国家一般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了，此时很多发展中国家才刚开始搞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呈现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存”的现象。虽然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具有较为明显的时间上的延续性，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工业社会往往是在工业社会形态尚未充分展开就可能出现的趋势。因而，从该意义上看，后工业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迈入这一阶段与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动态分工息息相关。后工业化是工业经济发展到较强大、相对领先时才发生的。发达国家由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变无不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生产已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开始的，高技术领域在世界上均达到了领先水平。同时，“后工业化”是一个较漫长且有发展时序的过程。例如，美国第三产业由55%到70%花了20年，日本花了20年第三产业比重也仅仅提高了9个百分点，法国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到67%花了40年。本质上，“后工业化”是在物质基础达到一定水平，以知识和技术作为动力改变生活方式，需求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前，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方面，各国也出现了新的分化趋势。一类是随着超级全球化的深化和拓展，发达国家的工业社会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向全球拓展的同时，该结构也遭遇了“被解构”的风险，即“去中心化”带来了“世界是平的”的新发展趋势。另一类情形是，发达国家又出现了“再工业化”的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启了“再工业化”进程，2012年欧盟发布“再工业化”战略，这种趋势表明，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并非一个直线式上升的发展过程，这主要是由后工业社会的本质和内在机理决定的。后工业社会虽然形式上“脱胎”于工业社会，但却是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半独立的”形态。